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：组织化、非农化与城乡文明共生—兼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

一、文明转型的历史必然：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

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揭示的“乡土性”，本质是农业文明下人口与土地的深度绑定。这种延续千年的生存范式，在工业化浪潮中遭遇根本性挑战。

河北邯郸某村庄的变迁颇具代表性：2000年时，全村80%劳动力依赖耕地，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；2023年，通过成立手工业合作社、发展乡村旅游，非农产业收入占比达75%，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.8万元。

这一变迁印证了一个基本规律：当全球产业链进入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，乡村发展的核心逻辑已从“土地承载力”转向“产业创造力”。

从世界范围看，日本“六次产业化”、荷兰“农业工业化”等实践表明，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，是工业化国家的共同路径。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工业1/4的现实表明，单纯依赖土地的生存模式已难以支撑乡村现代化。

当无数人将乡村振兴等同于“农民进城”，中国乡村发展的深层逻辑正浮出水面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使命，正是通过组织化力量，帮助农民在乡土扎根中开辟非农生存之道，最终推动“城市中国”的成熟——这不是人为设计的蓝图，而是历史规律铺就的必然之路。

二、组织化：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关键

（一）政府角色：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

浙江义乌的“市场带村”模式堪称典范。政府通过建立小商品产业带，将分散农户组织成“家庭作坊+产业集群”体系：农户负责来料加工，龙头企业主导设计、营销，政府搭建物流、质检公共服务平台。

这种组织化变革使义乌周边270个村庄实现“一村一品”，非农产业收入占比超90%。其核心经验在于：通过产权改革（如土地入股）、治理创新（如“党建+产业联盟”），将碎片化小农经济整合成协同型产业共同体。

对政府而言，需重点做好三件事：

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推广“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”模式，让农户共享产业增值收益；

二是构建“县域统筹+乡镇枢纽+村级节点”的组织体系，如广东佛山建立“农业经理人协会”，实现技术、市场信息的跨村域流通；

三是完善政策工具箱，通过税收优惠、用地指标倾斜等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组织化建设。

（二）企业机遇：从产业参与者到组织引领者

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升级，展现了龙头企业的组织能力。当地龙头企业通过“企业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统一提供种子、技术、销售渠道，将分散菜农纳入标准化生产体系。

数据显示，加入体系的农户亩均收益提升40%，企业则通过品牌溢价获得更高利润。这种“组织化生产+市场化运营”模式，为企业开辟了新赛道——据统计，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带动1.2亿农户增收，户均年增收超7000元。

对龙头企业而言，关键在于把握三个转型：

从单纯“收购农产品”转向“组织生产链”，如伊利集团在内蒙古建立奶牛养殖合作社，统一管理饲料、防疫、挤奶；

从“赚取加工差价”转向“创造服务价值”，如拼多多通过“多多农园”项目，为农户提供电商培训、流量扶持；

从“短期利益导向”转向“长期生态构建”，如碧桂园“国强公益基金会”在全国22省建立产业帮扶联盟，形成“产业-就业-教育”闭环。

（三）农民觉醒：从个体经营到组织化生存

河南周口的“巧媳妇工程”，生动展现了农民的组织化潜力。

当地妇联组织农村妇女成立手工编织合作社，通过集中培训、统一接单、分散生产模式，将“炕头技艺”转化为“指尖经济”。参与农户年均增收2.3万元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“一人入社、带动一片”的示范效应。

这种变化的本质，是农民从“被动接受市场”转向“主动组织市场”——据全国妇联统计，类似“巧媳妇”项目已在全国建立4.2万个，带动300万农村妇女就业。

对农民而言，需完成三个转变：

一是思维转变，从“种地为本”转向“产业为基”，如浙江安吉农民将竹林转化为旅游资源、碳汇资产；

二是能力转变，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，从“传统农夫”转型为“农业工人”“民宿管家”“电商主播”；

三是组织转变，积极加入合作社、行业协会等组织，通过集体谈判提升市场议价能力，如黑龙江大豆合作社联合抵制跨国粮商压价，使收购价提升15%。

三、非农化生存：乡村价值的重构路径

（一）产业维度：从单一农业到多元经济

江苏华西村的“非农化”实践极具启示性。

这个曾经的农业村，通过发展钢铁、纺织、旅游等产业，形成“多业支撑”格局，2023年非农产业产值占比达98%，村民人均收入超12万元。

其核心逻辑在于：跳出“就农业论农业”的思维定式，将乡村资源纳入现代产业体系——自然景观可转化为旅游产品（如江西婺源晒秋），传统技艺可转化为文创商品（如贵州苗绣），闲置农房可转化为康养空间（如浙江莫干山民宿）。

对政府而言，需做好产业规划引导：

在粮食主产区，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，如河南周口将小麦加工成面粉、面包、酒精，产业链附加值提升5倍；

在生态优势区，重点发展文旅康养产业，如四川九寨沟周边村庄发展“民宿+藏羌文化”体验，旅游收入占农户总收入70%；

在城郊地区，重点发展都市农业，如北京昌平“农业嘉年华”，将采摘、科普、餐饮结合，每亩收益超10万元。

（二）空间维度：从乡村孤岛到城乡网络

广东顺德的“城归经济”，展现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活力。

当地通过政策引导，吸引城市设计师、电商运营师等人才回流，在乡村建立“创意工坊+生产基地”模式：设计师在城市接单，农户在乡村生产，通过物流网络实现“前店后厂”。这种模式使顺德乡村手工艺品溢价率达300%，更带动2000多名青年返乡创业。

其本质是打破城乡二元壁垒，构建“城市创意+乡村制造”“城市消费+乡村供给”的价值循环。

对龙头企业而言，需把握城乡融合的机遇：

一方面，将乡村作为产业延伸的“第二空间”，如盒马鲜生在全国建立500个“盒马村”，通过订单农业实现农产品直供城市；

另一方面，将城市资源导入乡村，如腾讯“为村”项目，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城市教育、医疗资源引入乡村，提升乡村产业的科技含量。

（三）文明维度：从传统乡村到现代社区

浙江余村的“两山理论”实践，揭示了乡村文明的进化方向。

这个曾经的矿山村，通过发展休闲旅游、生态农业，实现“美丽生态+美丽经济+美好生活”的融合：村民既是生态守护者，又是旅游服务者，更是文明传播者。

数据显示，余村游客中60%为城市中产家庭，他们在乡村体验农耕文化、参与环保活动，形成“城乡文明互鉴”的新形态。这种变化表明，乡村不再是文明的“边缘地带”，而是多元文明共生的“价值高地”。

对农民而言，非农化生存意味着文明素养的提升：通过参与旅游服务、电商运营等非农产业，农民掌握了现代服务技能、市场规则、数字技术，实现从“乡村居民”到“新产业工人”的身份转变。

正如贵州丹寨“非遗传承人”所言：“我们不再是只会种地的农民，而是能把苗族文化带到世界舞台的‘文化使者’。”

四、协同共进：构建三方联动的乡村振兴共同体

（一）政府：从管理到治理的角色转型

政府需扮演好“制度供给者”“资源整合者”“风险防控者”三重角色：

在制度层面，加快制定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配套政策，如非农产业用地细则、新型经营主体监管办法；

在资源层面，建立“财政资金+社会资本+农户入股”的多元投入机制，如浙江设立200亿元乡村振兴基金；

在风险层面，建立非农产业风险预警机制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、产业同质化等问题。

（二）企业：从利益获取到价值共创的范式革命

龙头企业应树立“乡村振兴共同体”意识：

在产业布局上，优先采用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模式，让农户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；

在技术创新上，建立“企业研发中心+乡村实训基地”体系，如碧桂园在广东英德建立无人机植保培训基地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；

在社会责任上，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建设，如阿里巴巴“乡村振兴特派员”项目，选派员工驻点帮扶，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。

（三）农民：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创造的主体觉醒

农民需增强“组织起来办大事”的能力：

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、行业协会，提升集体谈判能力；

通过参与“订单农业”“托管服务”，降低市场风险；

通过“以土地入股+以劳力参与”，实现“租金+股金+薪金”多元增收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非农化进程中保持文化主体性，如福建土楼村民通过“家族叙事+旅游体验”，既保护了传统建筑，又创造了经济价值。

五、结语：在城乡融合中实现文明跃升

从组织化到非农化，从乡村振兴到城市中国，这是一场深刻的文明转型。

对政府而言，需以制度创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；

对企业而言，需以产业创新开辟乡村市场蓝海；

对农民而言，需以能力创新重塑职业身份。

三者协同共进，方能在工业化浪潮中，为中国乡村开辟一条“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”的现代化路径。

历史终将证明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，不是对乡村的改造，而是对文明的重构——当乡村不再是土地的附属品，而是多元产业的承载体；

当农民不再是单一的生产者，而是现代文明的参与者，我们方能真正实现“城市中国”与“乡村中国”的美美与共。

（樊一林：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执行秘书长、乡村振兴委员会主任）